秀兰十七八岁的时候，眼睛又大又亮、头发又黑又多。

秀兰把黑而多的头发，编成一条大粗辫子，大咧咧地甩到背上，拖在屁股后面。时常有本村的老女人，一把满攥了秀兰的大辫子，爱不释手地摩挲着。羡慕嫉妒“恨”。

因为只念过小学三年级，又很少走出过村庄，秀兰更显单纯、朴实。她又能吃苦、肯干，每天的主要任务：就是做饭、洗衣、喂猪，然后到地里去干农活。干农活时，秀兰把乌黑的大辫子盘在头顶，用旧围巾包住，然后像男子一样的去割草、背粪、拉车等等。

杜甫诗里有“纵有健妇把锄犁，禾生陇亩无东西”的句子。秀兰除了不把“锄犁”耕地以外，其它农活儿一样不落。她是个典型的健壮能干的村姑。

像秀兰一样，有相当一部分农民是天生的。出生就决定了命运。作为农民，既要依靠土地，更要依靠双手。要想活着，必须劳作不息。长着大眼睛、大辫子的秀兰，当然不能例外。

秀兰二十岁出头时，由表姐夫做媒、家长做主，嫁给了表姐夫家的亲戚儿子。

婚后的秀兰，生有两个儿子，一个女儿。

结婚生子后的秀兰，和大多数农村妇女一样，在家做饭、洗衣、喂猪，拉扯孩子，伺候男人。有时节每天从早到晚，要到地里，像男人一样的劳作。

《庄子·让王》中有一句：“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”。描写农民早出晚归，生活规律，逍遥自在。这不完全是真正农民的生活。

真的农民，如秀兰者，日出前就要起来干活，日落后未必能及时休息。土地贫瘠，资源匮乏，她的出生家庭，以及后来的出嫁归属，注定了她社会底层的现实万难改变。所以如秀兰者，无休止的劳作，不仅仅是习惯，更是为了苟活的必要。作为农民，除了依靠土地，就得依靠双手。要想活下去，必须不停劳作。

有了两个儿子、一个女儿的秀兰，更得加倍努力劳动，才有望把日子过到“人前头”。

可是，有着大眼睛、大辫子的秀兰，在比当姑娘时加倍辛苦之外，还多了一项煎熬，那就是要经常挨打。挨男人的打。

有一次，男人抓住秀兰的大辫子，把她的脑袋使劲地往墙上撞。直撞得鼻青脸肿。

有一次，男人抄起一条顶门杠，照秀兰的后腰就是一杠。秀兰当场瘫倒。有相当长一段时间，秀兰只能爬着走。爬行着，却不得不去做饭、洗衣、喂猪。孩子嗷嗷哭着要吃饭，猪嗷嗷叫着要吃食。她只要不死，就不得不去干活，不得不让这些带嘴的活下去。

秀兰有着超凡的忍耐力。或许她过于好面子。她遭受过无数的家庭暴力，却从来不告诉任何人。

我之所以后来听说她经常遭受折磨，源于有一次她差点被打死。

五年前的九月下旬，秀兰又一次被男人打倒在地，头上被男人一顿脚乱踹。秀兰在奄奄一息时，被男人拽着脚脖子，从家门口倒拖着，直拖到村庄巷子里好几百米。夜色四合。黑夜笼罩。这一幕，辛亏被同村的一个妇女撞到。那妇女惊呼叫喊起来，才吸引了数个村民围观、制止。秀兰才幸免于死。

幸免于死的秀兰，被娘家人接回去养伤，才陆续讲述了结婚近二十年来遭受过的非人折磨。那遭受的漫长历史中的血淋淋的故事，我只道听途说了其中一小部分，就难以卒听。

有人给秀兰出主意：找派出所、找妇联、找法院！即使连只读过三年小学的秀兰都清楚，当遭受家庭暴力后，真正需要这些部门的时候，取证难，即使取了证，又能怎么样呢？

从死亡线上捡了条命的秀兰，终于决意不再忍耐、决意不再承受。她坚决要离婚。要离婚时，大家才恍然发现，他们从来就没有领过结婚证！所以无法律手续可办！

决裂了事实婚姻之后，秀兰抛弃了一切，只身到了北京郊区，自己找到一家小饭馆，从最粗笨的活儿干起。

如今，秀兰成了一家小有名气烧烤店的后厨厨师。她专职给饭店里拌各种凉菜。每月工资四千多块。

秀兰自己算账，得出一个结论：如今三个月的工资收入，就相当于以前在农村一整年“苦死苦活”的全部收入总和。

而最最关键的，是她从此不再挨打，不再遭受欺凌折磨。小饭店里拌凉菜的活儿，风吹不着，雨淋不着，比起以前“面朝黄土背朝天”的艰辛，后厨的这点儿活儿，简直不叫活儿。

秀兰的两个儿子，如今都在北京城区名牌汽车4S店里做修理工。都已自食其力。

秀兰的女儿，现在正在天津某个高职院校里就读会计。

在北京各地疏解“低端产业”“低端人群”的浪潮中，秀兰一家，无疑是“居庙堂之高”的“肉食者”认为属于低端的人群，从事着低端的产业。

但是，社会的发展，有谁能阻挡住像秀兰一家一样：蜗居在社会最底层、跻身在城市角落里，仅仅凭借着双手、凭借着勤劳、凭借着顽强，仅仅为了“活着”的“低端人群”呢？

虽然秀兰如今还没有合适的伴侣，但是我很乐观地看到：秀兰独立的主宰着自己的命运，主宰着自己的生活。我很高兴地看到：秀兰和她的孩子们，满怀着对生活的美好期望，丝毫不因社会最底层而有悲观。

我坚信，秀兰和秀兰的孩子，他们靠着自己的双手，就会活下去，而且会活得越来越好！

而那个习惯打女人的男人，龟缩在宁夏海原县兴仁乡郝集村，他最终会像一条流浪狗一样的孤独死去！

我毫无掩饰地诅咒他！

我诅咒一切只会欺凌弱小的人，包括任何组织！